导读：近期，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正式表态，将支持美国对华芯片制裁政策。同时，台积电最大客户——苹果CEO蒂姆·库克却高调访问中国。有评论认为，这种对华态度的鲜明对比，折射台积电深陷国际博弈困局的被动地位。那么，台积电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这家企业的成功或困境究竟意味着什么？ 本文作者通过梳理台积电在成为中美竞争焦点之前的发展过程，指出台积电的成功并不能简单地视为1980年代以后台湾政治民主化的代表性成就，也不是台湾民营经济发展成就的指标。它的成绩与基础，其实源于台湾战后前期的产业政策，源于当时经济主事者以及海内外华人基于中华民族主义推动工业救国的驱动力。首先，在台积电成立的二十多年之前，经济部门就已开始规划推动发展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长期计划，这是典型的前瞻性产业政策。其次，战后普及的工程师教育，为工业化以及1970年代开始的高科技业的发展，奠立必要的人力资源基础。当时那一代政治与经济菁英，承继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工业救国的驱动力。最后，政府在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时，并非寄望于外资带领本地经济发展，而是阶段性地期待外资带来资本与技术，启动第一波产业发展，同时与之相配合地施行扶植本地产业的政策，持续推动由以本地企业为主的产业升级。更重要的一点，台积电虽然是代工厂，但它的策略定位却明显不同于台湾一般的“老二主义”，而是要做世界一流企业。综上所述，台积电的成功，离不开教育与产业政策的扶持、经济主事者的能力与决心、华人工程师及众多相关人士的奉献与协助等等。正如作者所言，台积电的成功故事，说到底还是与整个中国的近代史有密切的关系。本文原载《思想》杂志第46期，原题为《“护台神山”的由来：再谈台积电与台湾经济发展模式》，为作者授权原创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近十多年来，台积电默默成为全球半导体的领先企业。在平日，高度专业的半导体业未必是众所瞩目的产业。然而，因为新冠疫情，更因为中美关系与国际局势的急遽变化，台积电突然成为全球的焦点。重点是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敌手之后，先进半导体主要由台积电在台湾生产这一现实，成为美国难以接受的风险。同时，既然半导体仍是中国相对落后较多的重要产业，遏制中国该产业的发展就成为美国重要的政策目标，而台积电置身于这困局之中。在台湾内部，台积电也声誉日隆，进而有了“护台神山”的称号。除了因为它世界级的成就之外，也因为认定它对世界的不可或缺有助于保护台湾的现状，虽说在博弈局中这是否属实甚难预料。再则，这也无奈地呈现出台湾经济近三十年来不平衡的发展。因为台湾近年来其他新兴产业发展有限，电子业早已成为制造业的主体，其中半导体的比重，尤其是台积电的占比，更是逐年增加。近几年疫情影响下，台湾经济能保持表面荣景，实依赖半导体一枝独秀式的繁荣。台积电近年来技术与竞争力技术不断精进，在全球半导体IC制造业中，与英特尔、三星争前三名，在晶圆代工上领先世界占比过半。它无疑是目前台湾最重要的企业，第一大出口厂商，主要在台生产，提供高薪工作，并不断升级。近两年台股股价大涨之时，至2022年上半，它在台股的市值曾超过16兆台币， 占比约30%左右，市值在全球市值百大排名攀升进到前十名。至今2022年下半股价虽大幅下降，但在台股市占比仍超过25%，全球排名仍接近前十名。简言之，近年来台积电市场地位日渐升高，中美对峙高度凸显了台积电的地缘风险。一时间，台积电突然受到关注，而成了“让台湾被世界看见”的招牌。如果仅在当下（2022年）这时点来看，它除了被认为是代表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成果之外，也似乎被认为是代表了台湾在政治民主化、社会现代化的成就，也是自由市场经济下民营企业的杰出代表。然而，事实并不是完全如此。台积电成立于解严之前的1987年2月，它的成绩与基础实源于台湾战后前期的产业政策，源于当时经建主事者以及海内外华人，基于中华民族主义推动工业救国的驱动力。同时，它可说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公部门企划案，是公部门推动成立的企业，只是为了规避僵固的国营事业的规范，而让正式的官股占比低于一半，同时对日后经营并未进行太多干预。再则，自成立至今（2022年）这35年中，在张忠谋领导下台积电成功发展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领导者，他虽然居功厥伟，但是如他自己所言，他是一位专业经理人，而非创业的企业家，这是一个公部门推动的投资案。总之，台积电今日的成功并不是1980年代后台湾政治民主化的代表性成就，也不是台湾民营经济发展成就的指标。为了理解我们为何今日能享有这样的发展成就，尤其是在中美对决、两岸陷入困局之中，实有需要在此再次探讨今日台积电成就的背景。
1 设立台积电的背景一：“20年后台湾有什么新兴产业？”1987年成立的台积电是工业技术研究院（工研院）电子所的衍生公司，这已是经建部门推动的半导体长期计划的第二期计划，1980年成立的联华电子是第一期计划的成果。而承担计划的工研院更是在1973年就成立了。换言之，在台积电成立之前，经建部门早已于二十多年前即开始规划推动发展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长期计划，是典型的前瞻性产业政策。经济学界对于产业政策的角色是有争议的。近数十年来居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学派主张自由放任，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后进地区只须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就可以发展经济。如笔者在拙作《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源起：后进发展的为何与如何》 中指陈，在二战后没有任何后进地区依据自由放任而成功发展了经济，少数成功发展的地区如东亚，都是依赖有效的产业政策，而这正是对自由市场派持批判立场的结构学派所主张的。结构学派认为在发展初期，后进地区的投资环境尚待完善，要发展经济，要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实无法自行转型，尤其是投资门槛高、风险高的新兴产业，难以依赖私人资本来启动，因此在发展初期政府必须担负起推动者的角色，必须以产业政策推动工业化。产业政策可以分为一般性的与特定性的。一般性的也称为功能性政策，是指全面的改善投资环境，包括总体经济、土地、税收、生产因素及金融等因素。特定性的也称为选择性产业政策，依据发展阶段选定要扶植的新兴产业为目标，针对这产业的特性而采取直接扶植的措施。这也是因为政府资源有限，必须选择性地将资源集中投入到目标产业中。自由市场派特别反对这种选择性政策，因认为其干预程度特别高。然而，成功发展的东亚地区正都是依靠这种产业政策来推动产业升级。产业政策要能成功难度较高，但却是后进地区促进产业升级的必要手段。近年来在美国反制中国过程中，在特朗普时代美国政府仍曾依据自由市场理论来批评中国的产业政策违反国际规则。然而，到了拜登时代，美国政府却转而高调地采取选择性产业政策，例如于2022年8月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动用巨资来确保自身在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的领先地位。这转变在事实上显示了美国正式认可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战后台湾得以成功地发展经济，除了一些有利的外在条件之外，实有赖持续性地施行前瞻性的产业政策。一方面极力稳定经济秩序，逐步全面性地改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则依据发展阶段，陆续推动目标性新兴产业，作为领导性产业。在1950年代初扶植棉纺织业，1960年代则进行外汇贸易改革，转向施行出口导向政策，并扶植出口产业的上游，尤其是石化业与钢铁业。而到了1960年代后期，民生轻工业以及出口业已蓬勃发展，重化工业计划也已启动，初级工业化已初步达成。这样的发展取向政策，主要的构成成分包括政治高层坚定的发展意志，经建官僚体制拥有推动发展的能力与动力，并具有专业上的镶嵌自主性，不受制于既得利益，以及社会持有追求发展的共识。具体而言，在战后台湾，蒋中正与陈诚等政治领导者把经济发展当做主要目标，重用一些积极任事且有绩效的经建官员，如尹仲容、李国鼎与孙运璇等，并高度授权给予经建体制专业性空间。台湾战后产业政策的制度与组织，即主要是在1950年代初期由尹仲容领导建立的，他在1963年逝世后由李国鼎接手。最初是由跨部会的经济安定委员会下的工业委员会负责制定并执行产业政策，以分配美援为重要政策工具，依据发展阶段需要选择产业的发展优先次序。在日后，这负责规划的组织安排历经多次重组，到了1960年代后期，部分功能仍属于改组后的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日后再陆续改组为经设会、经建会、国发会），部分则纳入经济部，因而经济部逐步设立了工业局、投资处等次级单位。而促进工业发展的目标此时已注入到这些组织中，成为它们的“制度使命”。虽说到了1960年代后期，产业政策的规划与执行已较为制度化与组织化，然而事在人为，驱动力与政策的品质，仍有赖主事者的主观动力，同时动力也促进主事者持续的学习及完善政策质量。这即是我在前述拙作（2017）中指出的，即行动者的主观动力也是重要的因素，就是如何有效推动发展涉及了主事者的能力，而能力也与驱动力有关，行动者积极任事，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处方，摸着石头过河，驱动力会增进学习促进能力提升。因此我对结构学派理论提出修正，即除了“如何”发展之外，“为何”发展也是关键因素。而当时那一代政治与经建菁英，承继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工业救国的驱动力，这是他们坚定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心与能力的驱动力来源。日本殖民统治刚结束时，台湾仍是一个依赖出口米糖的典型殖民经济（米糖占出口超过7成）。幸运的是，战后藉由成功的产业政策，到了1960年代末，台湾经济已经成功地初步工业化。至1970年，出口之中工业品已占到近8成，而米糖的占比已降为3%。在初级工业化阶段，选择目标产业较不困难，可以参考先进国家的发展历程，先是以纺织业为主的民生轻工业，再来是中上游的钢铁与石化工业。然而，再往下要如何走？当时经建主事者随时都有着忧患意识，不时忧虑着：“20年后台湾有什么新兴产业？” 。此时，以先后任的经济部长，李国鼎（1965-1969）与孙运璇（1969-1978，后接任行政院院长至1984年）为首，就负责带领经建部门思考台湾下一个新兴产业在哪里， 而当时美国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的电子信息业看来是有发展前景的目标。同时期韩国也已开始往此方向筹划，并先行成立了类似工研院的机构，促使孙运璇等人推动工研院的设立。当时孙运璇力排阻力，花了一年多时间说服立法院，终于成功地以财团法人方式设立了工研院。同时，孙运璇等人也积极推动台湾电子业的发展，开启了第一期RCA半导体技术移转计划。当时推动产业政策的机构与制度已大致就位，政治高层也持续关注发展。不过，孙运璇与李国鼎等人积极任事、承担责任的作风，使得事情得以及时推动，他们推动发展的决心，前瞻性的愿景与规划，高度有助于台湾在数十年之后得以享有高科技业发展的果实。在推动过程中，其实几乎每一件事情都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包括工研院的设立，首次提出推动IC产业的建议，多年后提出设立台积电经营专业晶圆代工的计划，都曾遭到强烈的反对，而他们仍能积极负责、抵挡阻力坚定推动。同时，还有不少其他人也积极促进发展。例如，费骅任交通部次长时即已和留美的交大同学潘文渊合作，于1966年开始推动“近代工程技术讨论会”，1969年起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时也参与振兴电子业的发展计划。李国鼎从1976年开始担任科技政务委员之后，更是积极推动高科技的发展，包括设立新竹工业园区，引进创投产业等，如促使1985年美国汉鼎创投来台设立子公司。伴随着1980年代台湾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这位科技政务委员成为科技业的幕后推手，也是国外访客来台必访对象，故被称为台湾科技教父。以李国鼎为例应有助于理解他们这一代人的忧患意识与动力。李国鼎1930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1934年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公费，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进入最先进的原子物理实验室。但是当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立即放弃学业，毅然回国服务。日后参加了资源委员会钢铁厂，于1948年受邀来台任职台湾造船公司。1953 应尹仲容之邀加入经济安定委员会工业委员会，从此开始负责推动产业发展的工作，可说是战后经建计划总工程师尹仲容的继承人 。历任美援会秘书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及政务委员。简言之，1987年台积电的成立，是源于当时推动发展的架构已经设立起来，因此经建部门早已于二十多年前开始推动电子业长期发展计划，也源于当时孙运璇、李国鼎等人不时忧虑着“20年后台湾有什么新兴产业？” 。
如前述，1970年代初，在高层授意下，经建部门已开始规划如何推动高科技产业。因此，时任经济部长的孙运璇花了一年多时间，终于说服了立法院，于1973年用国家资金设立了工研院，合并了经济部属下三个既有的研究所，并随后新设立了日后担当重任的电子工业研究发展中心（电子中心），数年后更名为电子工业研究所（电子所）。这个由公部门支持的研发机构，是日后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支柱性组织，担负起移转岛外先进技术的任务，日后所培育的人才更是不断外溢到产业界。从1974年起，推动电子业计划正式开启，工研院即开始负责承担第一个电子工业计画。就台湾电子业的发展而言，于1974年2月7日在台北市南阳街小欣欣豆浆店举行的早餐会已成为一个传奇，这早餐会可说正式启动了半导体产业计划。留美学人、时任RCA研究室主任的潘文渊，应政府之邀到台湾共同商议推动电子业的可能方案。早餐会的出席者除潘文渊之外，还包括经济部部长孙运璇、行政院秘书长费骅、工研院院长王兆振、交通部部长高玉树、电信局局长方贤齐 及电信所所长康宝煌。当时台湾的电子业主要是劳力密集的组装产业，潘文渊认为亟需升级，建议发展集成电路工业，若能成功则将是台湾1980年以后成长的引擎（正如事后的发展）。他具体建议以生产电子表为切入点，来引进技术，并以工研院来担纲。但如何确保能在购买技术时做出合宜的选择？潘文渊认为美国有一批对此学有专精的海外华人专家，可以组成一个电子技术顾问委员会（TAC），来协助帮忙筛选技术授权者。在此之前，这电子业计划已经酝酿多时，早餐会则是正式的启动。虽然当时仍有甚多反对的声音，但孙运璇决定支持这个建立台湾IC产业的规划，并且立即以明快的步调大力推动。潘文渊随之提出正式规划，并且自己还提早自RCA退休，此后更是不计报酬地长期全力协助此计划的施行。海外华人专家组成的美洲技术顾问团（TAC）顺利组成，并决定选择技转RCA的技术。于是在1976年，工研院组团赴美国RCA取经，全面学习相关的技术与经营知识。计划顺利进行，电子所成功兴建了生产3寸晶圆的实验工厂，随后推动进入商业运转，故于1980年将电子所与这计划相关的部分独立出来，成立了衍生公司 ，即联华电子。之后为了持续推动产业升级，政府继续推出进阶的超大型集成电路计划（VLSI）发展计划，兴建生产6吋晶圆的实验工厂，就是成立台积电的基础。因此1987年台积电的成立，已可依循之前已建立起来的政策运作模式，即由工研院承担电子业发展的分期计划，然后将工研院实验工厂独立成为衍生公司，并将官股比例压低至半数以下。台积电是这长期电子业技术升级计划延续性的成果。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经建主事者对于衍生公司的所有权形式构成并不执着于公营或民营，而比较是从何种形式能够促进经营效率及竞争力着眼，呈现出发展成效优先的价值考量。
3 台积电的设立背景三：李国鼎做为主要的推动者、问题解决者张忠谋于1985年8月从美国来台接任工研院院长，他以为台当局是希望他协助将工研院发展出来的技术予以商业化。然而，他上任后仅过两个星期，当时负责科技事务的政务委员李国鼎就请他规划并设立一家集成电路制造公司。于是正式开启了设立台积电的计划。由于李国鼎在设立台积电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张忠谋即曾说：“没有李国鼎，就没有台积电”。这其中的缘由及背景且解说如下。张忠谋原先未曾在台湾生活过，他1931年生于宁波，在中国大陆历经战乱流离后，1949年从香港赴美读书，后曾任德州仪器副总裁等职， 带领德仪建立了半导体部门，在半导体业享有甚高的声誉。在1960年代末他曾主导德州仪器来台设立封装厂，认识到台湾优良的制造环境，同时也与孙运璇及李国鼎等经建官员相识。与此同时，台湾经建单位正开始积极推动高科技业的发展，因而张忠谋自然持续成为被积极网罗的对象，期待他能协助台湾建立这产业。孙运璇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时，及李国鼎赴美访德州仪器时，都曾提出邀约。不过要等张忠谋先因难以再进一步发展而离开了德州仪器，而在短暂主持通用器材之后又离职，因而暂时赋闲在家时，在工研院董事长徐贤修三次拜访之后，1985年张忠谋终于接受邀约，决定离开生活三十多年的美国，来台担任 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张忠谋原先计划以美国贝尔实验室等机构为典范，将工研院提升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然而，在他上任仅两星期之后，科技政委李国鼎就给他一项任务，要他规划并主持一家集成电路制造公司 。李国鼎并询问规划需要多久时间，张忠谋回说大约一星期，李国鼎随即就帮忙约定了他们于一星期后，向当时行政院院长俞国华做报告的时间，这故事具代表性的显示李做为推动者的积极作风。而简报之后，规划基本得到认可，俞国华也立即指示五位财经首长与张忠谋共同成立筹备小组，筹划这庞大的、投资额2亿美元的投资案。当时成立晶圆制造厂是有其迫切性的。在1984年已有三家留美学人返台成立的IC设计公司，要求政府设立IC 制造工厂为其代工，但设立代工厂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并且他们的需求尚不足够支持一个代工厂，因而此事成为主事者的难题。因此如前述，张忠谋上任工研院院长两星期后，李国鼎就给了他这项任务。张忠谋带领工研院进行规划时，他认为台湾当时在IC设计、技术开发及市场营销上都相对落后，但是具有优异的制造优势，工程师及作业员等都很优秀。他因而提出了如今着名的“专业晶圆代工”计画，即不做设计而专门为客户代工，有别于当时晶圆厂都兼做设计与制造的垂直整合模式。此计划得到了政府许可，也为台积电设定了致胜的经营模式，而日后在其成功之后，更进一步带动全球包括台湾的IC设计公司兴起的风潮，改变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运作模式。在197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卡佛·米德（Carver Mead）即已提出IC设计可以在技术上和制造分离的说法，甚至认为在企业经营上也可以分开。而张忠谋仍在德州仪器时就已理解到这想法，并曾于1976年向德仪高层提出设子公司代工芯片的企划案，但未被接受，换言之，张忠谋的晶圆代工的想法其实酝酿已久。同时，工研院电子所因承担超大型集成电路计画，正在建造台湾第一座6吋集成电路实验工厂。电子所人员在兴建过程中已经纳入新的思考，并曾邀请卡佛·米德来台演讲。工研院因此也于1985年设立了共同设计中心，训练IC设计人才。此时，张忠谋赞同电子所这投资巨大的实验工厂应进入商转才符合效益，但作为代工厂则必须也为国外公司代工，才能有足够的需求支持产能，同时以专业代工模式经营更能取得客户的信任。因此电子所的实验工厂移转成为独立的衍生公司──台积电，它也开创了专业晶圆代工的经营模式。在1985-1987年的台积电筹划设立期间，李国鼎持续担任主要的推动者，并且负责不断地解决问题排除障碍。当时外界都不看好在台湾设立半导体产业的前景，认为技术的门槛太高，所需的资金太庞大，而当时世界上独立的IC 设计产业几乎不存在，因此未来是否会有足够需求来支持专业晶圆代工更是未知数。然而在李国鼎等人的推动下，这规划案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同时如前述，政府为了规避国营企业的规范框架，因此刻意将自身投资比例设于48.3%，邀得外资飞利浦投资27.5%（下文再做说明），虽终得以招募其他民间企业投资 24.2%，但因他们多不看好前景，仍需李国鼎等人敦促再三才得以完成。同时如下文将提及，李国鼎与飞利浦董事长的熟识关系，也曾有助于事情的推动。
4 设立台积电的背景四：技术人才的培育与华人工程师网络必须要指出的是，这故事得以顺利发展实高度依赖相关人才的协助与培育，而广泛地来说，其实从一开始就延续继承了中国时期的基础。例如，前述的包括潘文渊在内的TAC顾问委员会，对购买技术的选择提供了关键性协助，其中成员都是大陆出身赴美留学的专家，如潘文渊是1912年出生，1937年在日军战火到达之前赶赴美国留学，取得斯坦福电机工程博士学位。不过他们虽多未曾在台湾居住过，但都乐意并积极提供协助。再例如，交通大学校友会的网络也甚为重要。在民国时期，前身为南洋公学的交通大学成为中国培育工程人才的最重要学府，日后人才广泛分布于两岸及海外，尤其美国。如费骅就是在1945年之后，拉了一批交大同学来台湾，承接了台湾行政公署下公共工程局的事务。而1958年交通大学在台得以复校，就依赖校友的推动与支持，同时会具有远见地立即设立电子研究所 ，正是因为一些在美的校友，包括潘文渊等，已成为此领域的专家，他们知道这领域的潜在重要性，因此建议复校时一定要创建电子研究所，如此奠立了日后此方面人才培育的基础。随后交大即多次邀请在美的专家如施敏等来台授课。此外，中国工程师学会的网络也甚为重要，该会历史悠久可上推至詹天佑时期。1966年6月在美工程专家来台举行了第一届的“近代工程技术讨论会（METS）”，其实就是来台传授新知。这会议的源起是前一年时任交通部次长的费骅刚接任“中国工程师学会”总干事，他到美国访问时找他交大的同学潘文渊帮忙，问说你们这些留美 的工程师们，可以怎么帮助我们？而当时潘文渊正担任“纽约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为何诸多海外华人工程师愿意花费时间精力，准备两星期密集课程，远赴一个没去过的地方传授知识呢？除张忠谋、潘文渊之外，海外华人对推动台湾电子业提供甚大帮助 ，且其中长一辈的多未曾在台湾居住过。他们之所以会积极帮助台湾推动电子业，当是源于他们对中国的爱国情怀，他们虽身在美国但生长于中国内忧外患之际，故愿意帮助国民政府工业化的努力。很多人未必有党派立场，多年后也同样远赴大陆提供协助。例如，张忠谋虽与台湾无渊源，但其赴美前历经战乱，尤其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就读南开中学时，经历了当时浓厚的爱国气氛，或与他愿意到台湾领导开创IC产业有所关联。此外，民国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会有如此高比例的学习工程学科，也是源于清末民初开始，中国知识分子要参与实业救国的潮流，他们认为那是责任，同时也可能是现实上的出路。相比较，殖民统治的影响则甚为不同。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因为殖民政府无意让本地人参与统治与建设，故在教育上及就业上基本以日本人为先，高度歧视本地人，因此几乎没有提供本地人工程师训练的机会。具体而言，在日殖时期，台北帝大到了1943年才设立工学部，而配合军需工业化，殖民政府于1931年设立了工业专门学校，仍以训练日本人为主，累计只有162名台籍毕业生，占比仅二成。再则，殖民时期虽说有不少本地人为寻求教育机会而出国留学，但他们在选择专业时仍受制于台湾的就业机会，因而四分之三学习医学与法科，学习理工科的不到5%。在当时，台湾的物质条件及稳定程度都优于战乱不断的大陆，但是却因殖民统治的因素，而缺少工程人才的培育。而这情况在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就立即有所改变。国府接收之后立即开始扩建高等教育机构，在1951年除了在台北帝大基础上成立的台湾大学外，另有5家学院，它们在1951年的毕业生为1388人，其中即已有278人（两成）是工程专业。到了1955年，高等教育机构扩增为14家，该年毕业生总数则增为2872人，其中学习工程的已达744人，比例也升至四分之一。换言之，在1945年国府来台接收之后，对台人的教育及就业上的歧视不再，而1949年国府迁台之后，立即推动普及教育以及理工科教育，稍后交通大学与清华大学也陆续在台复校，两校当时都以理工科为主， 交大也立即成立电子研究所。在1950至1970年，高等教育机构已累计培育出超过3万名工程师，为工业化，尤其是日后台湾科技业的发展，准备了充裕的人力资源！同时，随着战后工业化逐步展开，就业机会也开始逐步增加。不过在战后前期工业化仍在初步阶段，高等理工人才的供给仍远超过需求，因此大学理工科毕业生有甚高比例赴美留学。无论如何，战后普及的工程师教育，为工业化以及1970年代开始的高科技业的发展，奠立了必要的人力资源的基础。因此，在1970年代初左右，众多本土训练的工程师已开始设立科技公司，如今日台湾科技业的领先企业，包括鸿海、台达电、广达、宏碁等，都是如此。而当时正在启动的第一期半导体技术移转计划，也能从本地与海外得到充裕优质的工程人力资源。再则，在1970年代初发生的保卫钓鱼台运动（保钓运动），再一次地引发爱国青年投入工业化的风潮。保钓运动对台湾战后新生代，包括台港澳青年及留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留美学生中有众多理工科学生参与其中，激发了他们为国效力的理想精神。而这时机正好与台湾推动电子业相配合，例如1973年《中央日报》海外版刊出台湾要发展IC技术的消息，就让几位普林斯顿大学的电机博士生（杨丁元、史钦泰、章青驹）主动地与相关主事者联系，开启了他们对此项计划的参与，而普林斯顿正是海外保钓运动的起源地。亦即一些受到保钓影响的人，他们放弃美国高薪发展的机会回台，加入到第一批赴RCA学习电子技术移转队伍，日后更成为台湾半导体业发展的领导人。1976年4月20日，经济部长孙运璇召见第一批赴RCA受训的成员，并将一面国旗授予该队，同时提到他自己是在1942年抗战时期美国参战后，国府资源委员会第一批派往美国受训的成员，而他是去美国田纳西州TVA水利工程去学习电力工程（他于1945年来台参与接收台电），他认为此次去RCA技术移转与他当年赴美学习一样重要， 想来他的鼓舞更是加强了成员们的使命感。二三十年以后，当台湾电子业兴盛发展之际，就业以及创业的机会成为吸引人才回流台湾的主因，但在产业规划及草创阶段，则必须依赖众多怀着理想的人来共同努力。
外资有助于还是有碍于后进地区的发展？这问题一直是发展经济学中具有争议性的课题。然而，台湾及东亚的案例显示这问题的答案，其实不在于外资本身，而要看后进地区能否主动地依据自身需要来运用外资，而前瞻性的产业政策即是关键。在筹划台积电时，俞国华即提出官方可出资近半，但要找一家国际大厂来入股，以利募集剩余的民间投资。张忠谋也认同这做法，因为国际大厂可以带来先进技术与专利保护。最终飞利浦同意参与投资。荷兰飞利浦成立于1891年，在战后列名全球前500强公司，是全球电子行业的领先性企业。于台积电筹备阶段，张忠谋虽得以前往他熟悉的美国电子企业英特尔与德州仪器做简报，但它们却都不确定此模式能够获利而决定不参与投资。然而，飞利浦则答应合作，投资27.5%的资金，转移先进技术并提供专利技术 保护伞，有助于台积电初期的成功。而飞利浦为何愿意参与？除了张忠谋在国际半导体业的声望之外，飞利浦早年在台投资兴建的建元厂表现优异应也是原因。早在1965年，李国鼎担任经济部长期间，他曾亲自为来台的飞利浦董事长做简报， 介绍台湾的投资环境与加工出口区，给对方深刻印象。因而次年，飞利浦就来台投资建元电子，生产电子零件、电视机等，至今仍是台湾最大外商之一。飞利浦在台营运绩效良好，理解台湾制造能力的优异，应是它愿意投资台积电的原因之一。而由此建立的人脉关系，日后也一再发挥作用。例如，台积电要开始设厂，飞利浦想插手替它盖厂房，台积电则想要自己盖，最后是由李国鼎亲自打电话给飞利浦董事长说明，才让台积电自己盖工厂。当初1965年，飞利浦董事长之所以会来台考察，是源于1964年美国通用器材公司已经来台设厂，生产电视零件。通用器材对结果甚为满意，故建议相关上游企业也配合来台投资。这一波国际电视大厂来台投资的风潮，显示了在这之前多年来，李国鼎等人积极改善投资环境的成果，推动通过了《奖励投资条例》，藉此 修改了诸多不利于出口的相关法规，设保税工厂，外销退税，简化手续等。更于1966年设立高雄加工出口区，积极吸引外来投资。于是跨国电子加工企业陆续来台，并形成产业供应链。因此，1970年代台湾成为世界电视产量的冠军。当年外资电子业，虽是外资主导的组装性工厂，但是为日后台湾承接美国高科技代工奠立了基础。例如，1967年艾德蒙即应通用器材鼓动而来台，在中和生产彩色电视。鸿海于1974设立时，第一个客户就是艾德蒙，为它生产电视旋钮。同时，在艾德蒙建议下，李国鼎进而说服康宁，来台设置映像管工厂，使得电视机的供应链更为完备。外资电子业培育了本地零组件供应商，并与欧美企业建立了联系网络，鸿海就是重要案例。这部分的故事再次佐证了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后进地区要工业化，要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必须改善投资环境，在发展初期，这改革制度的大工程当由政府来领导推动。而当初李国鼎等人在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之时，并非寄望于外资带领本地经济发展，而是阶段性地期待外资带来资本与技术，启动第一波的产业发展，同时与之相配合地施行扶植本地产业的政策，持续推动由本地企业为主的产业升级。
台积电设立时，一般来说，最大的质疑在于是否有足够的代工需求，来支撑这全球第一家专做晶圆代工的企业，即“有市场吗？”。因为当时半导体产业主要由整合性大厂主导，它们未必会外包出足够的代工订单，而需要代工服务的独立的IC设计公司甚为稀少，因为受限于整合性大厂只有自身有多余产能时才会对外提供代工服务。但在台积电这家专业代工厂设立之后没几年，IC设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蜂涌而出，尤其在台湾及美国。因此台积电开拓市场尚称顺利，开始时也仅有两年有亏损，之后就持续成长。代工“有市场吗？” 这问题得到高度肯定的答案，并且它的成功，逐步迫使整合性大厂放弃自行制造半导体，改变了全球半导体的产业模式。必须指出的是，台积电虽然是代工厂，但在张忠谋主导下，它的策略定位却是明显地不同于台湾一般普遍的“老二主义”，而是要做世界一流企业。它除了完善高标准的基本营运模式之外，并持续精进，高度投入资源与客户共同开发技术及先进制程，即其自身掌握了先进的制程技术。近年来在选择技术路径上多次的成功，使得它日益巩固其在晶圆制造上的领先地位。想来这应是源于张忠谋的全球视野与战略高度，他在美国半导体界发展时期打过无数商战，有很好的成绩，来台创立这新事业定也抱着做全球一流企业的决心，这较高的志向应也有助于它陆续吸引相关的优秀人才共同努力。同时，他年少时在大陆经历抗战等动乱的经验，或也与他的志向有所关系。不过，张忠谋能有这个施展的机会，还是必须归功于本文前述的各种历史因素，国民政府的教育与产业政策，经建主事者的能力与决心，华人工程师及众多相关人士的奉献与协助。这个台湾战后台积电的成功故事，说到底还是与整个中国的近代史有密切的关系。*文章原载《思想》杂志第46期，原题为《“护台神山”的由来：再谈台积电与台湾经济发展模式》。
作者：瞿宛文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曾任台湾大学经济系与城乡所兼任教授，研究着重于台湾与东亚经济发展，以及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相关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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